当刘少奇同志看到人民大会堂的模型后，他提出了一个疑问，这些个廊子这么高，人站在下面能挡住风雨吗？图一就是大会堂大门口那些巨大的廊柱，其实我也很好奇，真要是遇到刮风下雨，人站在下面，能不能遮挡风雨。
一九五八年前后，这座建筑还只是一堆反复改动的图纸。
天安门广场西侧要立一座万人大会堂，外形一度很热闹。有人画琉璃瓦顶，有人画攒尖顶大帽子，也有人想做成透明玻璃盒子。外面能想花样，里面却被勒得紧。
最早只说建一个万人礼堂，没多久，五千人大宴会厅加进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也加进来。
功能越塞越满，面积却卡在七万平方米，一点不松。七万平方米听上去不少，单做万人礼堂，每个座位也只有七平方米，首都剧场每座还有十三平方米。建筑师心里犯难，说是螺蛳壳里摆道场。
礼宾司看过早期方案，话说得更直。宴会厅若放在一层，贵宾进门没地方缓一缓，国宴像大灶开饭。正门一进去就是万人礼堂，缺少铺垫，气氛像电影院。国家礼仪不能寒酸，人民会堂也不能把人晾在门口。一九五八年国庆一到，距离十周年大庆只剩一年，方案还没落地，时间像手里的沙，越攥越漏。
周恩来催得急，却不肯让图纸死板。他反复说，大会堂可以一年建成，五年修。北京市规划管理局原来多在幕后审核，这时被推到台前。刘仁找到赵冬日，把七万平方米的框框先放下，也把一百四十米乘二百七十米的用地框框放下。赵冬日和同事重新铺开格局，北边安排大宴会厅，中间偏西放大礼堂，南边是办公楼，中央大厅把三处串起来，宴会厅抬到二楼，外面采用柱廊。
图纸一下舒展了，代价也吓人，建筑面积到了十七万平方米，用地扩大到二百一十米乘三百四十米，比原先几乎大了一倍，还超过故宫全部建筑面积。
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四日晚十点，三份方案送进中南海西花厅。北京市规划管理局、市建筑设计院、清华大学建筑系各有一份。
十五日凌晨一点，规划局方案被选中。
几个小时后，刘仁又看出北端比例不顺，宴会厅宽一百零八米，北墙到中山公园却有一百八十米，便在不伤结构的前提下添了四条腿。原先的凸字形，变成出字形。那些廊柱，就在这个大身架里站稳了。
身架站稳，不代表里面好办。十月二十八日，大会堂破土动工，离国庆十周年只剩十一个月。张鎛接任总建筑师，他师从杨廷宝、梁思成，懂规矩，也懂风险。大会堂偏偏不等人，边设计、边供料、边施工，图纸上一笔落下，工地马上就可能照着干。彭真提出，全国人大正式代表大约三千五百人，要全部坐在大礼堂一层，每个座位还得能放文件。张鎛一算，心里凉了半截。图上的礼堂被大家传成圆形，每座按零点九平方米算，一层最多二千七百五十座，差得远。
赵冬日说，圆形似乎是总理定的，轻易别动。张鎛只好硬画三层挑台、四层座位。
十月三十一日图纸出来，第四层俯角到了三十度。体育场二十七度都嫌陡，三十度放进会堂里，谁坐上去不捏把汗？偏偏工地推进得快，礼堂部分马上要施工，改不改，已经不是审美问题，是安全问题。
救场的东西很不起眼，是西南角挖出的几块鹅卵石。工人越挖越多，古河道露了出来。侯仁之后来考证，那是辽金时期永定河故道。因为要处理防沉降，工程停了几天。
停工听着倒霉，却给张鎛争来一口气。市建院院长沈勃回京后说，所谓圆形礼堂，是误传。
周恩来原话只是后墙两侧用圆角向前围合，并没说非得做成圆形。方案赶紧调整，挑台压到两层，少掉的座位从一层过道里找，平面也改成更合用的扇形。
更大的争论也跟着来了。十七万平方米来得太快，专家们不放心。梁思成写信提意见，在会上画了个大头小身子的孩子，说孩子按比例放大，不会自然长成大人。他担心大会堂太大，像圣彼得大教堂那样让人觉得自己渺小。王华彬也批评中央大厅门多、柱多、挡光，怕成了大而无当。话不好听，却不是拆台。那一代建筑师心里明白，国家建筑若只剩排场，人一进去就低了头，这房子再大也亏。
周恩来没有把意见堵回去。他讲塔，说外来的东西经过吸收，也能长成中国自己的样子。他还讲画菩萨，画师把画挂到街上，躲在后面听百姓挑刺，改来改去，才变成大家认的模样。大会堂也要这样，先把架子立住，不能一次把文章做绝。
万人礼堂最磨人。十七万平方米里，它占去将近一半。
人坐进去要看得见、听得清，顶棚不能压人。马大猷说，人均六立方米已是声学处理极限，这里平均九立方米，若能听清，就是世界奇迹。张鎛去西花厅汇报，周恩来念出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
不是卖弄文采，是给他找办法。礼堂顶棚做成大穹隆，墙和顶用大圆角连起来，三圈水波形暗灯槽配淡青色板面，近五百个灯孔散在上方。
看不见的地方，还有几百万个吸声孔，把多余声波收走，留一点混响。大空间没有把人吞掉，反倒学会了低下身子。
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四日，工程完成。
竣工前几天，毛主席给它定名为人民大会堂。
高大的廊柱还站在风里，雨天有人从下面走过，衣角贴着身子，脚步声落在石阶上，又被广场的风轻轻吹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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