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1年，陆小曼穷得吃不起鸡蛋时，将唯一的貂皮大衣卖掉，买来几斤大闸蟹，请3个男人到家中大吃大喝。饭后，陆小曼红着脸说：“今天找你们来，是有一个不情之请。”
那一年，陆小曼的身份早已从昔日上海滩名媛，褪变成了一名普通的上海文史馆馆员。
她身上的那件俄国制银貂领大衣，曾是她参加顶级舞会的“战袍”，可就在那个下午，为了攒出一顿体面的螃蟹宴，她狠下心将其典当，换回了区区30元钱。那30元，抵得上当时几十斤猪肉，却也是她作为主人，在窘迫日子里最后的倔强。
桌边坐着的，是唐云、刘旦宅、张正宇三位画坛泰斗。他们看着桌上那几只大闸蟹，再看看陆小曼那件洗得发白的粗布旧衫，心照不宣地沉默了。
那个年代，物资紧缺，鸡蛋都要论个买，陆小曼却典衣换蟹，这顿饭，吃的是情谊，更是尊严。
陆小曼的生活，在很多人眼中早已支离破碎。自从徐志摩走后，她困守在这间阴暗的亭子间里，不仅要忍受哮喘带来的窒息，还要独自供养常年卧病在床的翁瑞午及其全家。
每个月那80元的工资，在庞大的开支下显得捉襟见肘。她卖掉曾经最爱的貂皮大衣，不是为了贪图口腹之欲，而是因为这几位艺术家朋友为了帮她整理徐志摩的遗稿、创作画作，已经忙碌多时。她没什么好回报的，只能掏空家底，张罗这一顿“最后的晚餐”。
酒过三巡，阳澄湖的大闸蟹壳堆成了小山，混杂着画纸上未干的松烟墨香。为了助兴，陆小曼请几位大师即兴作画。
唐云饱蘸浓墨，在纸上挥洒出一丛残荷，枯枝败叶间透着一股孤傲的清冷；刘旦宅微微一笑，笔走龙蛇，勾勒出一只灵动的波斯猫，那猫儿眼珠如翡翠，仿佛要从画纸里跳出来；张正宇最后补上一笔，在右下角添了一只伏地蓄势的猎犬。
陆小曼看着这幅合作画，眼角湿润了。她知道，这幅画不仅是艺术品，更是这三位朋友对她后半生隐忍生活的一种敬意与慰藉。
那只残荷，画的是她不向贫困低头的风骨；那只波斯猫，守着的是她年轻时未泯的灵性；而那只猎犬，则是守护着她作为“徐志摩遗孀”的最后底线。
这幅画作后来被外事部门选中，送往海外，成了当时著名的“国礼”。谁能想到，这传世之作的背后，竟是陆小曼典当名贵裘皮换来的一桌散装绍兴酒和螃蟹呢？
宴席散去，陆小曼一个人坐在褪漆的八仙桌旁，桌腿不平，她随手折了几张废纸垫在下面，稳住了身形。她看着窗外深秋的冷风吹进屋子，哮喘又隐隐发作。她伸手从抽屉里摸出几张徐志摩的旧诗稿，轻轻摩挲。
这一生，她被贴过无数标签：交际花、吸毒者、败家女，但在那个困难的年份里，她用卖貂皮大衣换来的蟹宴，向世人证明了一件事——即便跌落尘埃，即便活得支离破碎，骨子里的那份精致与傲气，谁也夺不走。
那个时代，无数知识分子在饥饿与风霜中挣扎，陆小曼的倔强只是冰山一角。她把对过往爱情的愧疚，融进了那幅画里；她把对生活残酷的对抗，藏进了那锅烧焦的螃蟹宴里。
当晚，她红着脸向唐云提出，希望能多画几张画，好补贴家用。那一刻的她，不再是那个只会在舞池里旋转的名媛，而是一个拼命想在风雨中撑起屋檐的普通女人。
时光如梭，如今那段动荡的岁月已远去，四明村的画室也早已成了历史的尘埃。但每当人们提起陆小曼，往往只记得她的风花雪月。
殊不知，在1961年的那个深秋，当她颤抖着端上那盘螃蟹时，她才是对自己人生最清醒的画师。她用一件貂皮大衣，换回了尊严，更换回了一个艺术家灵魂深处，那抹永不凋零的残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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